今日好书分享日本的选择作者小原雅博Epubooks电子书分享每天一本epub电子书

  日本的選擇epub-pdf-mobi-txt-azw3 - Epubooks.top

內容簡介：

國家利益究竟是什麽？在大國競爭的背景下，日本將如何選擇？日本前駐滬總領事、東京大學教授小原雅博從“開放的國家利益”出發，探討何為日本的國家利益，進而剖析在世界秩序變化的過程中，日本與世界主要大國之間關系的演變，全面闡述日本外交政策新思維。作者認為，日本要在協調他國利益以及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實現本國的國家利益。

作者簡介：

小原雅博，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前外交官，歷任外務省亞洲局地域政策課長、經濟合作局無償資金合作課長、亞洲太平洋局副局長、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曾獲得東京大學學士、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碩士、立命館大學博士，並在早稻田大學、立命館大學擔任過客座教授。著作有《東亞共同體》 《國家利益與外交》 《日本走向何方》等。

=======================================================

记得收藏本站哟！每天都会更新

资源收集不易，还请帮忙点一点，是我的动力谢谢！！！！！！！！！！

如果有什么书本站没有，你也可以在评论处留言。我会第一时间去的！

收藏本站每日更新更多书籍！

资源地址：网盘密码1122

=======================================================

部分摘錄：

一、修昔底德所傳遞的信息

“彌羅斯對話”

古希臘歷史學家、軍事家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被譽為現實主義的經典，其意義在今天仍不曾褪色。

修昔底德（約公元前460—400年）

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戰爭斷斷續續27年，使整個希臘陷入毀滅和屠殺之中。作為雅典將軍親身經歷戰爭的修昔底德，懷著為後世留下警醒和借鑒的初衷，對本次戰爭進行了細致的描繪。

其中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記錄是“彌羅斯對話”，它描述了遠征並包圍了彌羅斯島的雅典使者前往小城邦彌羅斯，同其代表們進行談判和交涉的情況。在這次對話中，修昔底德生動地描繪了由權力決定國家利益或正義的現實主義世界，將讀者帶入到當時的情境之中。現在來介紹一下這一章節。(1)

彌羅斯的代表希望彌羅斯能夠在雅典和斯巴達之間保持中立，呼籲理性和正義，並指出雅典的進攻會觸怒神祇和人民，導致斯巴達軍隊的介入。但雅典表示了拒絕，其理由為“只有在雙方力量平等的情況下，正義問題才會在人們的話語中被提及”，“強者可以為所欲為，弱智只能默默接受”。盡管如此，彌羅斯人仍然沒有放棄勸說。

彌羅斯人：“人們在陷入危險時，仍然有權利得到公平和正義的處理……並有權使用辯論獲得他們應得的利益……（如果你們到了傾危的一日，不但會遭到報復，還會成為引為殷鑒的例子）這對你們來說也有更多的利益和好處。”

雅典人：“我們來到這裏是為了我們帝國自己的利益，同樣也是為了保全你們的城邦。讓你們加入我們帝國，是為了你們的利益，也是為著我們自己的利益，我們並不想節外生枝。”

彌羅斯人：“我們做奴隸，而你們做主人，又何來維護共同利益一說？”

雅典人：“你們若屈服，便能免於即將到來的災禍；而我們不毀滅你們，也可以從中獲得利益。”

彌羅斯人：“我們這些仍然享有自由的人如果不去反抗這一切，而低聲下氣接受你們的奴役，那麽我們就真是懦夫，是孱弱無能之輩了。”

雅典人：“問題在於怎樣保全你們自己的生命，而不去抵抗力量遠遠強於你們的對方。”

彌羅斯人：“我們相信，我們與斯巴達人的同盟將彌補我們在軍事上的欠缺……斯巴達人是我們的同族，因為榮譽的緣故，他們也會來援助我們。”

雅典人：“你們好像忘記了，一個關註自己利益的人就會先求得自己的安全；而正義與榮譽的道路往往置人於危險之中。”

彌羅斯人：“我們相信就算是刀山火海，斯巴達人也會為我們以身犯險的。因為這個冒險比其他任何情況都更加值得。”

雅典人：“要求援助的那一方的熱忱，對於有先見之明的同盟者不是一種安全的保障……當人們面臨著傷及自尊心的顯著危險時，這種虛妄的榮譽心常常指向毀滅的道路……向希臘最大的城邦低頭，接受它所提出的合理條件，並不是一件不光榮的事……這是保證安全的規則，即在實力相當的人面前不必退縮，以謙恭的態度對待力量更強的對手，以溫和的態度對待力量較弱的一方。”

於是談判結束，彌羅斯代表作了如下回答：“我們不願意在倉促之間拋棄自我們的城邦建立以來享受了七百年的自由……我們把信心寄托於斯巴達人的援助之上，我們要努力保全我們自己。”彌羅斯人希望同雅典簽訂和約，同時雅典撤退。但雅典使節仍然堅持繼續對彌羅斯城的進攻，並說道，“你們既然孤註一擲，把賭註壓在斯巴達、命運和希望之上，你們終究是會上當的。”最終，斯巴達的軍隊並未前來支援。彌羅斯投降，其成年男子全部被殘忍殺害，婦女和兒童皆淪為奴隸。

生存還是自由？

通過描寫“彌羅斯對話”，修昔底德想要傳遞給世人的信息是什麽呢？希望讀者仔細體會上文畫線部分的內容。由此，筆者不由地產生了這樣的疑問。

第一，力量懸殊的兩者之間，正義真的不存在嗎？

雅典強大，彌羅斯弱小。為了保全自己，只能讓渡自由。如若不然，雅典即兵臨城下，彌羅斯將走向滅亡。從中可以窺見，支撐雅典霸權的不是正義，而是強硬的權力與過分的自信。在權力面前，無所謂正義。這種崛起國家的傲慢與自負，是導致雅典西西裏遠征以毀滅性失敗告終的主要原因。沒有正義的秩序終將難以維系。“彌羅斯對話”暗示了迷信權力而罔顧正義的大國所建立的秩序以及大國自身的結局。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欲傳達的信息匯集於此。

第二，在擁有壓倒性力量的大國面前，相對弱小的國家應當以保護自身安全為先，但是否該就此放棄自由與正義？彌羅斯完全沒有勝算擊退雅典的軍隊，而盟國斯巴達的支援也沒有保證。究其根本，彌羅斯滅亡的原因在於為了自由與正義，賭上了整個國家的命運。國家如果滅亡，自由與正義就沒有任何意義。這也是修昔底德留下的信息之一，也是他被譽為現實主義先驅之所在。

“修昔底德陷阱”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雖然也包含著國際政治的重要論斷，但如今廣受關註，引起人們激烈議論的是被稱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

修昔底德在前言中說：“如果那些想清楚地了解過去發生的事件和將來也會發生類似事件的人，認為我的話還有一點用處的話，那就足夠了。”

“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由此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

雖然修昔底德將幾個事件作為戰爭爆發的直接誘因詳細記錄下來，但使整個希臘陷入戰爭泥沼的根本原因，是新興崛起的雅典力量的不斷增長和隨之而來的傳統權力斯巴達的恐懼。美國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將這一歷史經驗稱作“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教授指出，自16世紀以來，在崛起國挑戰守成國的16個案例中，其中12個都以戰爭而告終。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悲劇仍然在後世上演，這也為我們敲響了警鐘。

艾利森教授格外掛心的是中美關系。他指出，我們應該警惕，如果目前的局勢一直持續下去的話，那麽將來與其說是可能爆發中美戰爭，不如說這種可能性其實比大家現在所想的還要高。他還指出，中國在南海的要求與美國西奧多·羅斯福總統（1901—1909年在任）在加勒比海、太平洋問題上的要求相比，相對有所克制，暗中警告美國的過度反應是不妥的。然而，美國國內有批評指出，這種看法無視時代背景的不同，可能會使中國版的亞洲“門羅主義”正當化。

二、馬基雅維利主義與“國家理由”

《君主論》——悲觀的現實主義

從古希臘城邦時期開始，國家作為構成世界的主要的獨立政治單位已經存在。但是在歐洲，作為基督教共同體存在的中世紀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國家停滯不前。終於到了16世紀，宗教改革、宗教戰爭使得支撐中世紀秩序的宗教規範意識逐漸淡薄，羅馬教皇和教會的權威也日漸式微。1616—1648年爆發的三十年戰爭成為歐洲最後一場宗教戰爭。戰爭結束後，以威斯特伐利亞和會為歷史轉折點，誕生了主權國家基礎上的歐洲國際秩序，國家利益概念也隨之確立。

引領這些變化的人物是尼可羅·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馬基雅維利是意大利佛羅倫薩共和國的外交、軍政官員，也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當時的意大利面臨周邊國家的侵略，同時還有內部各種勢力的抗爭，可謂四面楚歌。馬基雅維利也在保衛祖國的戰爭中被捕，遭受了毒刑拷打。

尼克羅·馬基雅維利（1469—1527年）

這種殘酷的經驗孕育了被稱作現實主義原型的《君主論》（1513年）。馬基雅維利的觀點非常明確。為了實現意大利的統一，維護其獨立，作為君主應該信奉權力，而不是宗教或道義。只有權力才是維持國家存續的必要條件。

馬基雅維利的思想中存在著一種悲觀的現實主義，即在利己主義的人類社會之中，道德行為並不一定產生有道德的結果，要嚴格區分“存在”與“應該存在”，去捕捉世界本來的樣子。

馬基雅維利有言，“在充滿邪惡的人類世界”，君主倘若執著於善良，就無法保全自己的地位，也無法維持國家的存續。“必要時，君主必須知曉堅決走向邪惡之法”。為了國家利益，可以無視基督教的正義和倫理原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便是馬基雅維利的思想要義。

“國家理由”的誕生

羅馬教皇以《君主論》是不懼神明的惡魔教義為由將其定罪，並將《君主論》列為禁書。但是，試圖從基督教世界的威權中獨立出來而建立君主專制政體的君主和政治家們，在《君主論》中找到了現實的思想基礎。馬基雅維利的思想以歐洲各國的專制君主為中心得以擴散傳播。

後世流傳的“馬基雅維利主義”中的“政治權術”（統治術），因其非道德性而廣受詬病。但其中的“政治論”闡釋了維護國家安全與自由所必需的政治權力的重要性，並為實現這一目標提供了現實的、合理的方法，這也對後來歐洲現實政治和政治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進入17世紀，隱藏著馬基雅維利思想的“國家理由”（raisond’État：國家的存在理由）概念登場。根據德國歷史學家邁內克（Friedrich Meinecke）對“國家理由”一詞內涵的解讀，“國家理由”是國家行為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一條普遍的法則是，每個國家都被以各自利益為中心的利己主義驅動，並無情地壓抑所有其他動機。”

使這一概念廣泛流傳，“義無反顧地不斷實踐”(2)的是專制君主路易十三的宰相、法國樞機主教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法國按照黎塞留的“國家理由”原則行動，在歷史上最長的宗教戰爭（三十年戰爭）中，法國雖然是天主教國家，但同時卻站在信奉新教的國家一邊，通過延長戰爭，有效削弱了威脅法國安全的神聖羅馬帝國的力量。“國家理由”促使法國成為了歐洲的支配性大國。基辛格評價說：“黎塞留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偉業，正是因為他是唯一一個拋棄了中世紀的道德情懷和宗教束縛的政治家。”。

黎塞留（1585—1642年）

此後，“國家理由”逐漸成為歐洲外交的指導理念。然而在“國家理由”的引導下，“為了維護國家利益，無論采取何種手段都可以被認為是正當的”，結果導致國家間的利益沖突已經無法抑制，逐漸失控。在這一背景下，“均勢”（balance of power）應運而生。“均勢”以對抗法國霸權的形式偶然出現，由英國發展成為一項戰略。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英國始終扮演著“離岸平衡手”的角色。英國作為歐洲西部的小島國，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須阻止可以支配歐洲大陸的國家出現。“均勢”也是國家根據國家利益行動的產物。

三、主權與霍布斯的叢林世界

主權國家與“利維坦”

在“國家理由”概念廣泛傳播的時代，與此相關的另一個重要的政治概念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這個概念便是“國家主權”。

法國法學家讓·博丹（1530—1596年）指出，在內戰引起的無序中，若要使和平回歸，就有必要承認不能被任何事物所侵犯的、作為“最高、唯一、不可分割”的主權權力。博丹在其著作《國家六論》（1576年）中寫道，主權是恒久的，不因被賦予的個人（君主）的死亡而喪失。從這一點看，主權被定位為是具有“國家主權”屬性的概念。在之後的政治理論發展中，博丹的主權理論也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被采納。

托馬斯·霍布斯（1588—1679年）

其中之一就是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霍布斯在著作《利維坦》中描述了一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人待人如豺狼）”的狀態。從專制君主到市民革命，再到君主復辟，霍布斯從這些混亂中洞察出人類的本性，產生了這個想法。人類天性利己，有攻擊的本能。因此，在“自然狀態”下，人類受到持續不斷的恐懼和暴力導致的死亡威脅，使用暴力進行自我保護被認為是“自然權利”，得到了肯定。

霍布斯基於“性惡論”描繪出無序的叢林狀態，我們怎樣才能從其中逃離，獲得安全？霍布斯對此做了如下論述。

人類根據相互之間的（社會）契約，將自己的所有權利轉讓給一個人（國王）或一群人（議會），並由此成立主權國家（霍布斯口中的怪物“利維坦”）。通過對主權國家的服從，和平穩定的社會秩序得以可能。“利維坦”這個怪物最初出現在《聖經》舊約中，“約伯記”中記載“地上沒有什麽東西可以與之相提並論，不知道何為恐懼而被創造出來的”巨大海怪。

在霍布斯著作《利維坦》的封面插圖中，描繪了一個巨人右手持鋒利寶劍，左手持神職者權杖，俯視著和平的田園風景的場景。仔細觀之，巨人的身體由成千上萬人組成，腦袋是頭戴王冠、作為主權者的君主。這暗示了國民把自然權利讓渡給一個主權者，以絕對的權力來實現主權下的和平與安全。在自然權利被委托之後產生的主權，本質上被委托的是人們基於理性的判斷。所以，主權是國家理性（國家利益）的體現。

《利維坦》（1651年）初版封面插圖

國家最大的作用，就是通過壟斷暴力從而使人民遵從法律，保障社會的安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稱國家為“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地位的實體”。假若被賦予這一權力的君主、政府其自身不夠穩定，那麽社會的穩定也會隨之消失，個人的安全也就得不到保障。這個現實至今仍未改變。今天被稱為“破產國家”的南蘇丹、索馬裏、也門、敘利亞、阿富汗、伊拉克等就是典型例子。

國家的安全還是個體的自由？

但國家並不僅僅為了安全而存在。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年）在其著作《政治論》中指出，“一個國家如果其和平依賴於它的國民怠惰無能，使他們猶如綿羊一樣，除了奴性以外什麽也不知道，這與其稱之為國家，不如稱之為荒蕪的沙漠更恰當些”。(3)這其中包含了一種對霍布斯無限制絕對主權下被無視的自由的渴望。國家這種形態是由恐怖和希望這一共同感情結合的一個共同體，不僅包括肉體上的安全，也包括精神上的自由，即思想、言論、表達的自由。沒有對這些要素的承認，也就不會有國家體制的穩定與和平。在其著作《神學政治論》的最後一章中，他總結道：“因此，國家的目的實際上應當是自由。”

如何看待安全與自由的關系？為了個人的安全被賦予主權這一絕對權力的利維坦如果濫用權力，將剝奪國民的自由，甚至會侵害國民的安全。雖然霍布斯提倡的是壟斷暴力的專制君主統治，但柏拉圖理想中的“哲學王”政治也如鏡中花、水中月，實在令人難以期待。反而會像亞裏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樣，極易陷入暴政。

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洛克（John Lock，1632—1704年）認識到，人類擁有理性，並不會突然發生爭執。從這一點出發，人類有自我統治的理性，通過與國家簽訂社會契約，把與生命、身體、財產相對應的自然權利的一部分委托給國家。國家根據國民的信任與委托行使主權。因此，民眾選出的政府如果沒有合理行使主權，那麽擁有主權的國民就可以進行反抗。

這種思想對後來的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帶來了很大的影響。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二條指出，對於“自由國家的安全”來說，遵守紀律的民兵的存在極有必要，承認“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受侵犯”。

國家與社會的穩定同個人的自由與權利之間的沖突促生了現代市民革命。歐美各國在實現民主化之後，通過三權分立以及普選權等民主方式進一步弱化了利維坦似的權力集中現象。

面對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列強侵略，中國未能確保國家、國民的安全。進入21世紀，中國以“強國”和“強軍”為目標。就算是在自由國家美國也是如此，“9·11”事件之後，美國強化了社會監視和邊境管理，呈現出國家安全優先於個人自由和隱私的傾向。國家安全優先於國民自由的新型利維坦——“國家安全國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就此登場。

四、維也納體系與均勢

梅特涅外交

“國家理由”成為了歐洲各國的指導性政治思想，戰爭不受道德規範的制約而日益失控。強國要求統治，弱國通過政治聯合進行抵抗。由此誕生了“均勢”概念，在此基礎上構建的國際秩序被稱為“維也納體系”。這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奧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拿破侖戰爭後，歐洲各國一起召開了維也納會議（1814—1815年），梅特涅基於對奧地利實力和地緣政治的考慮，始終保持奧地利中立，扮演調停者的角色。隨後，根據“聯合與均衡的原則”，各國於1815年共同簽署了《維也納議定書》，“這是堅決地希望在歐洲確保永久和平的強烈願望的結果”。在此基礎上，不僅存在權力的“平衡”，而且存在歐洲國家國內政治制度的共存這一價值（正統性）的“連帶性”。歐洲列強為了封殺自由民主運動正互相需要彼此。

梅特涅（1773—1859年）

基辛格高度評價這位外交家，梅特涅侍奉奧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1804—1835年在位），在歐洲外交青史留名。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法才是真正的力量”，並將其奉為人生信條。具體如下所述。

所謂“政治”就是在最高層次處理有關國家的生死利害問題。在由各個國家組成的“社會”中，每個國家除了自己固有的利益之外，也與所有其他國家或者某些國家集團分享共同的利害關系（《梅特涅回憶錄》摘錄）。

在梅特涅眼裏，政治和外交是“保證國家生存”的學問，是國家最重要的利益。國家的生存，即以安全保障的固定形式抑制國家各自的利益，保護共同利益，這成為之後歐洲宮廷外交的主要基調。

梅特涅時期建立的維也納體系，重建了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結束後的歐洲秩序，為以後的和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雖然歷史學家對此觀點各不相同，但在歐洲均勢體系下，除去克裏米亞戰爭（1853—1856年）和普法戰爭（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都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戰爭。這樣的和平維持了約一百年，其出發點中便有“沒有均勢的和平只能是幻想”的梅特涅外交思想。

盡管也有聲音評價“維也納體系”為“保守反動”，但對於多民族國家奧地利的生存和安全以及歐洲的穩定來說，維也納體系阻止了民族主義革命可能帶來的無止境的破壞和殺戮，防止了其可能帶來的外溢效應（自由主義或民族主義、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擴散）。

同一時期的法國外交大臣塔列朗對這一潮流也表示支持，他主張回到法國大革命之前的狀態，實行“正統主義”。戰後需要接受指責的戰敗國同時也被認定是革命的受害者，這讓法國站在了與其他大國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一直以來，塔列朗維護法國國家利益，對歐洲新秩序的形成亦有貢獻，他獨特的外交手腕也得到了高度評價。梅特涅就曾留下這樣的評價：“他是智能超群的人”。

俾斯麥（1815—1898年）

“俾斯麥體制”

進入19世紀後半期，普魯士的俾斯麥和法國的拿破侖三世開始嘗試突破維也納體制。俾斯麥的目標是統一德國，而拿破侖三世的目標是恢復法國的領導地位，但最後成功的是俾斯麥。

俾斯麥雖然因為三次戰爭和“鐵血演說”被認為是崇尚武力的“鐵血宰相”，但作為首相，其手腕在避免戰爭的和平外交上得到了充分發揮。普魯士在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中獲勝，俾斯麥實現了由普魯士主導的對德意誌的統一，他最擔心的是法國發動復仇戰爭。所以，德國統一後俾斯麥外交的主要目標便是孤立法國、維持歐洲的和平。

在俾斯麥引退前的二十多年時間裏，均勢策略巧妙地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與列強的同盟關系也多次發生了改變，最終成功實現了這一目標。俾斯麥巧妙地利用了拿破侖三世的外交攻勢，並將其作為給普魯士謀求國家利益的重要契機。這位傑出的天才外交家通過與歐洲國家的合縱連橫實現了自己的政治目標。但這也意味著，“俾斯麥體制”仍然依靠其個人的力量而存在，根基格外脆弱。

“光榮孤立”政策

大英帝國是努力維護歐洲勢力平衡的另一大國。宣稱“大英帝國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的英國首相帕默斯頓始終貫徹著“均勢”這一戰略，冷靜審慎地追求國家利益。從18世紀到19世紀初，想要掌握大陸霸權的法國是英國的敵人，而弱國普魯士則是英國的盟友。隨著普魯士統一德國，強大的德國對英國來說成了敵人，而國力變弱的法國則成了英國的盟友。這也不難看出，現實主義在英國外交中確確實實存在著。

電子書版權歸原作者及出版社所有，請在下載後24小時內刪除。

若有違反您個人權益，請留言反饋刪除相關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