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好书分享每天读点投资经济学（套装8册）作者张磊Epubooks电子书分享每天一本epub电子书

  每天讀點投資經濟學（套裝8冊）epub-pdf-mobi-txt-azw3 - Epubooks.top

書名：每天讀點投資經濟學（套裝8冊）

格式：EPUB/MOBI/AZW3

標簽：投資 理財

內容簡介：

價值

全書共3個部分10個章節，介紹了張磊的個人歷程、他所堅持的投資理念和方法以及他對價值投資者自我修養的思考，還介紹了他對具有偉大格局觀的創業者、創業組織，以及對人才、教育、科學觀的理解。書中包含大量珍貴資料，不僅有首次提出的7大高瓴公式，詳細拆解的10多個投資案例，還有11張精致手繪彩插和19張珍貴照片。

高瓴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張磊的首部力作。張磊以樂觀主義創業者的心態創立高瓴，堅持價值投資理念，以長期主義和研究驅動發現價值，創造價值，堅定地“重倉中國”，支持實體經濟，助力產業創新。經過十五年的發展，高瓴不僅成為亞洲地區資產管理規模最大的投資機構之一，更支持和參與了一批偉大企業的誕生和成長。

沈澱15年，張磊的投資思想首度全面公開。在這部百萬讀者翹首以盼的年度巨制中，張磊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他對投資和商業的全方位思考，第一次全面剖析了高瓴的投資體系和創新框架，也第一次傾情分享了他對工作和生活的個人體悟。

50+位國內外大咖罕見同框共同力薦。這本書得到了馬化騰、王衛、王曉東、方洪波、巴曙松、左暉、馮侖、莊辰超、劉偉、劉芹、李開復、李革、李彥宏、李勇、邱國鷺、張軒松、張勇、張懿宸、陸奇、陳東升、陳邦、郁亮、羅秋平、季琦、周其仁、施一公、秦朔、錢穎一、梅誌明、曹德旺、龔宇、董明珠、雷軍等國內外大咖的聯袂推薦。

投資中最簡單的事

高毅資產董事長邱國鷺從多年投資的自身經驗出發，剖析了“便宜才是硬道理”“定價權是核心競爭力”“人棄我取，逆向投資”“投資應該數月亮，勝而後求戰”等簡單易行的投資原則，闡明了“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只有價值投資才是真正可學、可用、可掌握的”這一觀點，分享了易於普通投資者學習、操作的投資方法。

高毅資產董事長邱國鷺首次分享多年投資經驗。邱國鷺具有20年基金業投資管理經驗，曾任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總監和投委會主席、普林瑟斯資本管理公司基金經理、奧泰爾領航者對沖基金合夥人、美國韋奇資本管理公司合夥人等職，曾獲評《中國基金報》英華獎之“中國基金業20年最佳基金經理”等多個獎項。

高瓴資本創始人張磊作序推薦，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聯袂推薦。

投資中不簡單的事

投資理念和投資哲學都是簡單的，但是實踐中的情形卻是千變萬化的，充滿各種噪音和幹擾。簡單的是理念本身，不簡單的是如何在荊棘密布、陷阱重生的市場中執著地堅守、靈活地運用，這也是《投資中不簡單的事》成書的初衷。

《投資中不簡單的事》精選高毅資產基金經理內部交流實錄，26篇重磅文章深度揭秘，20萬字投資實錄全新披露，全面展示基金經理面對人性的恐懼與貪婪、面對市場不確定性時的真實想法與應對策略；揭示優質公司的成長路徑和行業的內在發展規律，給出在中國堅守價值投資的實操性建議。

中國價值投資實踐的啟示錄。26篇重磅文章深度揭秘，20萬字投資實錄全新披露，高毅資產“全明星團隊”，親授價值投資的實踐與堅守。

牛奶可樂經濟學

《牛奶可樂經濟學》是用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來解釋我們在現實中司空見慣而又未註意到的現象，並通過這些事例和解釋來加深人們對經濟學的理解。比如，為什麼牛奶的盒子是方的，可樂的瓶子是圓的；為什麼酒吧中不值錢的水要收費而花生米卻免費；為什麼女模特的收入高於男模特。

雖說很多人以為經濟學不可思議、難以理解，可它的基本原理簡單又實際。根據具體事例理解這些原理，誰都能毫不費力地掌握它。本書收錄的100多個事例是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在自己的經濟學概論課上布置的書面作業，他要求學生利用經濟學原理，探討親身觀察到的事件或人們行為模式中的有趣問題，並將之寫成普通人一看就懂的500字短文。仔細閱讀本書，將教會您用經濟學家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工作，並在不同的環境下巧妙地應用經濟學原理。

《牛奶可樂經濟學》是用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來解釋我們在現實中司空見慣而又未註意到的現象，並通過這些事例和解釋來加深人們對經濟學的理解。可以說是通俗經濟學開山之作。

榮膺第四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

著名經濟學家梁小民、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洛傾情推薦。

牛奶可樂經濟學3

經濟學家到底能做什麼？如果你覺得這個問題離你過於遙遠，那我們不妨換個話題：經濟學到底能做什麼？羅伯特·弗蘭克的《牛奶可樂經濟學3》，實際上也是從特定的角度，試圖給予一個解釋。也許這本著作的觀點不一定很深刻——事實上，全書用的都是經濟學教科書裏非常基本的原理；然而，羅伯特·弗蘭克的立場更客觀、方法更獨特。

《牛奶可樂經濟學3》清楚闡明了一些指導個人和國家決策的基本原則，涵蓋從醫療到稅收，以及個人消費，並揭示了這些原則如何在經濟、政策和個人生活方面發揮作用。

《牛奶可樂經濟學3》的內容都是與我們日常生活高度相關的話題，閱讀此書，不僅能學到很多非常重要的經濟學理論，更關鍵的是通過學習羅伯特·弗蘭克用理論分析現實的思路，從而實現“非僅一魚，更得一漁”的效果。

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全程解讀，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何帆親筆信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洛傾情推薦。

牛奶可樂經濟學4

為什麼父母不能自由選擇孩子的入學時間？

為什麼法律不能禁止你的鄰居晚上彈鋼琴？

航班超額售票時誰該多等一會兒？

為什麼鹿角不是進化得越大越好？

為什麼實行員工自治的企業沒有繁榮起來？

為什麼穿更貴的西服去面試更有可能成功？

超級暢銷書《牛奶可樂經濟學》續篇，徹底改變你對對經濟學的傳統認知！

創造性地帶你從達爾文的視角看經濟，突破無悔非理性！你知道嗎？對特定個體有意義的行為可能會損害整個社會，而我們需要新的視角來了解經濟競爭如何運行，打破關於競爭的種種神話！

沒有艱澀的數學公式，只有有趣的生活事例，一本適合所有人閱讀的經濟學入門書，為普通讀者打開更多扇窗，為專業人士提供更多視角。

“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獲獎作品《牛奶可樂經濟學4》升級版，更逗趣、更有料、更充實、更深入，帶你走入新奇有趣的經濟學課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著名經濟學家梁小民、何帆傾情推薦！

跳著踢踏舞去上班

一部讓巴菲特在股東大會上大跳踢踏舞的書。一部比爾·蓋茨號召所有人逐字逐句精讀的書。一部媲美《窮查理寶典》的巴菲特箴言錄。

當巴菲特表示將要授權一部個人傳記時，投資界人士幾乎一致認為巴菲特致股東的信的編輯卡蘿爾·盧米斯是不二人選。這對“黃金搭檔”的合作時間長達50年。

本書形式上以時間為線索，用巴菲特近10萬的親筆文字為軸，系統地剖析了通貨膨脹、利率、企業利潤、交易費用等要素對於股票投資的影響，厘清股票、股票指數期貨、金融衍生品、債券、黃金等投資品種的優劣，提供了分析整個股市的完整框架。在這些體現思想精髓的文字之間，穿插多篇揭秘巴菲特重要投資事件的深度報道。深陷醜聞的美國運通、天賜良機的房地美、命懸一線的所羅門、猖狂一時的長期資本管理……它們完美地充當了詮釋巴菲特投資哲學的實際案例。

全球投資界公認的解讀巴菲特的必讀書。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高毅資產董事長邱國鷺、東方港灣董事長但斌 傾情推薦！

持續盈利的投資思維框架。近10萬字珍貴的巴菲特親筆文稿全面集結，２０余篇深度揭秘巴菲特投資中裏程碑事件內幕的文章，幫你重塑對投資市場的認知。

通往財富自由之路

阿什文• B. 查布拉認為，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框架，把投資策略的重點從投資組合和市場轉移到真正重要的個人目標上，比如防範意外的金融危機、支付教育或退休費用、資助慈善事業和創業。

在本書中，查布拉回答了為什麼投資策略的主要焦點是目標，而不是市場，並提供了一個實用的、創新的框架，讓我們做出更明智的選擇，使我們的目標與投資策略一致，以及踐行這一框架的7個步驟；簡化了我們對主要資產類別的理解，為確定優先級和量化財務目標制定了簡明的路線圖，讓我們走上更加自信和充實的財富自由之路。

這本書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裏克·馬斯金、哈裏·馬科維茨，投資經典《漫步華爾街》作者伯頓·馬爾基爾等多位知名投資大咖聯袂力薦！

湛廬文化出品。

=======================================================

记得收藏本站哟！每天都会更新

资源收集不易，还请帮忙点一点，是我的动力谢谢！！！！！！！！！！

如果有什么书本站没有，你也可以在评论处留言。我会第一时间去的！

收藏本站每日更新更多书籍！

资源地址：网盘密码1122

=======================================================

部分摘錄：

人們時常過分迷戀過往。然而有時候，從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來說，現狀確實不勝往昔。比方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30年裏，美國人的收入都以每年近乎3%的速率迅速增長。那時，中產階級充滿經濟活力，道路和橋梁都維護良好，每年還會大肆興建新的基礎設施。約翰·肯尼迪總統強烈號召：“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們做什麼，要問你們能為國家做什麼。”這令美國人歡欣鼓舞。那時，人們堅信，美國能夠在登月競賽中拔得頭籌。那時的人們是樂觀的。

然而好景不長。在政府幹預的幾十年裏，美國經濟增速極其緩慢，只有那些收入處於頂端的人才賺得盆缽滿盈。美國大型公司高管的薪水在此期間增長了10倍，而剔除通貨膨脹的影響後，員工工資實際上卻下降了，中產階級大多負債累累。

在當時的美國，建設高速鐵路系統、智能電網等緊缺基礎設施的提案被一再擱置，已有的基礎設施也因失修而日益破敗。窮人和富人同樣受顛簸的公路和危險的橋梁的困擾。供水和排水系統也頻頻出現故障。數不勝數的學校被廢棄，許多美國人生活在因缺少維護而隨時可能倒塌的水壩下。蘇聯削減了用於隔離未加妥善處理的核原料的開支。

更令人不安的是，即便是在這些緊迫的問題面前，美國政府似乎不能有所作為，幾乎陷於徹底癱瘓的境地。之所以會如此，通常是因為他們刻意忽視了支配人類行為的基本事實和邏輯。

對此，一個有力的佐證便是美國沒能解決由2008年的經濟危機引發的失業“頑疾”。正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大蕭條時期做出的解釋：深陷泥潭的經濟鮮能自行恢復。1他指出，消費者是不會帶頭刺激經濟的，因為他們自己都還承受著債務的壓力和失業的恐懼（如果還沒失業的話）。投資者也不會帶頭刺激經濟，因為大多數企業的生產已經過剩。最後，凱恩斯推斷，政府才是唯一既有能力又有動力刺激支出，從而提振就業的角色。

人們普遍失業的情形，就像飛機每天起飛時座位還都是空的，沒有任何價值。毫無疑問，必須采取一切辦法避免這種浪費。然而經濟刺激計劃的批評者立即譴責政府支出本身就是一種浪費，他們無視了那麼多迫切需要關註的好項目。例如，根據內華達州交通局的數據，如果立即修復80號州際公路上一段16公裏的破損路面，將會花費600萬美元；但如果推遲至兩年以後才進行修復，那時氣候和交通使用會對路面造成更加嚴重的損害，進行同樣修復的花費將達到3 000萬美元。2

在經濟嚴重衰退的時期，人員和設備都被空置。同時，伴隨著全球市場的蕭條，生產所需原料的價格異常低迷，為這些項目融資的利率也接近歷史最低水平。這些本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而且完全不需要額外的經濟刺激。然而，無知極大地限制了當時的政治對話，政府因此無法有所作為。

反對經濟刺激的人以擔憂財政赤字為由支持政府不作為，但赤字是長期問題。沒有人覺得基礎設施的維護可以被永久拖延下去，這件事情越早做就越節省，長期來看反而會減少赤字。赤字當然是必須應對的問題，但要在經濟完全恢復之後再應對。

同樣是帶頭打著擔心財政赤字過高的旗號而反對額外經濟刺激的這些人，卻投票支持削減美國國家稅務局的預算。可信的證據表明，美國國家稅務局的預算每減少1美元，就會減少10美元稅收，導致赤字凈增加9美元！這樣的政策竟然會被眾議院批準，意味著美國政府正漸漸成為一個無知的政府。在這樣一個國家裏，由無知導致的政治癱瘓，使人們應對哪怕是最為緊迫的問題都會受到阻礙。

同樣是這些領導者，他們通過投票削減了對養育低齡兒童的低收入婦女的營養支持，削減數額超過了10億美元，而且還減少了0.7億美元的美國國家凈水循環基金。這些計劃原本不僅能夠幫助有需要的人，同時也能杜絕日後代價高昂的問題。削減這些支出，只會增加未來的赤字，而不是減少赤字。

小布什總統針對最富有的美國人的減稅政策計劃於2010年取消，這些人在反對取消減稅政策時竟也忘記了他們對財政赤字的擔憂。許多富裕的人已經擁有了一輩子無法享盡的財富，延長減稅政策的期限幾乎無法產生刺激經濟的效果。因取消減稅而增加的政府收入，可以用來支撐更加有效的刺激措施，若將其補貼給各州，可能會幫助緩解大量教師、警察和消防人員的失業問題。然而，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一檔訪談中不無嘲諷地表示：“在經濟衰退期間增稅可不是個好主意。”3

還有一個不那麼緊迫但可能無比重要的問題：一直以來，針對全球變暖的消極科學預測不斷增加，而美國政府對此的態度卻是漠視，甚至是敵視。質疑氣候變化的人通常合理化他們不作為的理由，那就是這些求變的呼聲缺乏嚴謹的科學理論的支撐。但是，最傑出的科學家們也很快承認，他們的預測存在固有的不確定性。氣溫上升的幅度比預期要小當然是有可能的，但同樣也可能更大，如果是後一種情況的話，極有可能是一場災難。根據給出的氣溫可能增加的範圍及其增加的概率，“不確定性”就是政府理應采取行動的最有力依據。

例如，2009年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開發的知名的綜合全球系統模型（Integrated Global Systems Model）做出預測，全球平均地表溫度有10%的可能會在2095年上升6.67攝氏度以上。4這種幅度的溫度增加最終將意味著地球上生命的終結。簡單的政策措施就可輕松化解這一威脅，如對二氧化碳排放課以重稅。如果分階段逐步施行這一措施，人們就可以慢慢適應，而不用承受痛苦的犧牲。

任何理性的政策舉措都可以迅速解決這一問題，但是掌控能源政策的議會領袖們甚至固執地否認問題的存在。富有經驗的國會觀察員表示，有意義的氣候法案幾乎不可能立即在美國參議院獲得通過。在一個無知政權的領導之下，這樣的立法在政治上顯然是絕無可能的。

對片面的解釋保持警惕

我們有必要對單一的解釋保持警惕，然而我們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的重要性：在最近30年中，有一種強大的文化共識在美國民眾的頭腦中已逐漸根深蒂固，那就是，“政府才是萬惡之源”。美國自由主義者向來對政府濫用權力保持警覺，他們正是以上共識的核心宣揚者之一。盡管自由黨歷來人數較少，他們對公共話語卻有著極大的影響，並且這一影響還在與日俱增。

自由黨的影響力很大程度上源於他們為了散布“政府才是問題所在”這一信息所拋擲的巨額資金。比如，在《紐約客》雜誌上刊登的一篇被廣泛引用的文章裏，簡·邁爾（Jane Mayer）發現，身為自由黨的億萬富翁、科氏工業集團掌門人查爾斯·科赫（Charles Koch）和大衛·科赫（David Koch）向極右翼智庫捐贈超過一億美元，這些智庫成員是茶黨（Tea Party）和其他一些團體的組織者，這些團體的使命便是宣揚“政府才是問題所在”的信息。5

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福克斯新聞臺盡管宣稱公正無私，其實也在不遺余力地宣傳同樣的信息。在此之前，該頻道接受了支持右翼智庫的億萬富翁理查德·梅隆·斯凱夫（Richard Mellon Scaife）的巨額贊助。斯凱夫是《匹茲堡先驅評論報》（Pittsburgh Tribune-Review）的所有者，而且是梅隆家族財富的繼承人。更早些時候，約翰·奧林基金會（John M. Olin Foundation）把將近4 000萬美元分發給保守派智庫、媒體，以及高校中的經濟和法律研究項目，用於散播“政府才是問題所在，自由市場才是解決之道”這一觀念。

總體看來，這些投入收效顯著，助長了剛開始興起但無處不在的憤怒，使政府幾乎不能有所作為。當然，自由黨說對了一點，那就是令人困擾的政府浪費由來已久。誠然，人們感激自由黨對於個人自由被侵害和公共資金被濫用的警惕。但是，僅僅因為政府有缺陷就意味著多數美國公民想要徹底廢止一切公共政策嗎？畢竟，市場也並不完美，何況有許多重要任務只有政府才適合執行。國防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除此之外還有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維護，明確和落實產權亦屬政府職責。

每一個運作良好的社會都有政府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在那些公民最為擁戴政府的國家中，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往往是最好的，腐敗水平是最低的，人均收入也是最高的。相反，在那些政府最為弱勢的國家，如索馬裏、海地或者蘇丹，市場通常運作不良，人均收入極低，犯罪和暴力事件頻發，公民們也認為自己的政府腐敗無能。如果必須選擇，多數美國人寧可住在新西蘭也不願住在海地。政府水平和影響力並非造成以上局面的唯一原因，卻是重要的原因。

許多活動必須借助集體之力進行，這便意味著政府必須通過征稅來為這些活動付費。自由黨和其他反政府激進分子常常譴責強制征稅是偷竊行為，但是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僅依靠誌願捐贈就能正常運作。沒有強制稅收，就不會有政府。沒有政府，就沒有軍隊，沒有軍隊的國家最終會被某些有軍隊的國家入侵。待塵埃落定之時，你就要被強制向那些國家的政府繳稅。

如果我們只能生存在強制征稅的政府之下，那麼最好的選擇就是創立一個能夠運用我們的資金產生最大價值的政府。我們必須認真思考該如何設置和監督政府機構，深入探討什麼樣的公共服務是自己想要的，以及如何為這些服務付費。然而目前為止，這些事情一件也沒有進行。

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有著教育水平和生產力較高的勞動人口，在這樣的國家中，一切不該如此。值得慶幸的是，要打破當前的僵局其實並非難事。這是因為造成當前這種局面的原因，並不是不可調和的價值觀念的差異，而僅僅是對競爭機制的誤解。

市場也會失靈

毫無疑問，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是名副其實的開創性洞見。生產者迫切地改良產品設計並進行降低成本的創新活動，僅僅是為了從競爭對手那裏奪取市場份額和利潤。短期看來，他們能夠如願以償。但是競爭企業會立即效仿創新行為，由此導致的競爭將迅速使價格降至更低的水平。斯密認為，消費者會成為所有這些變動的最終受益人。

斯密的許多當代追隨者認為他提出了更為鮮明的主張，那就是市場總會借由個體的自利實現整個社會的利益最大化。然而，斯密自己的闡述要謹慎得多。他寫道：“追求利潤的企業主只是謀取自己的利益，但無論怎樣，他都會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著促成原本不在他意圖之內的結果。對社會來說，不參與並不總是壞事。”6

斯密從未確信由“看不見的手”促成的結果在所有情形下都是好的。他的懷疑是顯而易見的，例如，他寫道：“哪怕只是為了娛樂消遣，從事相同行業的人也很少聚在一起，他們交談的結果往往是針對公眾的共謀，或者擡高價格的辦法。”7對斯密來說，神奇的是這些自利行為通常會導致對社會有益的結果。8

如斯密一樣，現代的進步批評家傾向於將市場失靈歸咎於抑制市場競爭的陰謀。但是在斯密所處的時代，市場競爭要比現在更容易受到抑制。“看不見的手”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於競爭過程本身的邏輯。

達爾文是最早清楚地發覺問題癥結所在的人之一。他的核心洞見之一是，自然選擇對某些行為和特征的偏好主要依賴於這些行為和特征對生物個體的影響，而不是對群體的影響。9他承認，個體和群體的利益在有些時候是一致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得到類似“看不見的手”造成的結果。舉例來說，一只鷹的基因突變帶來的更敏銳的視力可以增加這只鷹自身的利益，同時，這一突變在鷹群中的擴散使鷹這一物種更加成功。

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基因突變雖然對個體有所助益，但對群體來說卻是極為不利的。在內部鬥爭激烈的種群中，基因突變的這種影響是必然的。雄性動物體形大小的演變便是佐證。多數脊椎動物是一夫多妻制的，意味著一個雄性個體可以與多個雌性個體交配。對這些雄性個體來說，關鍵是獲得交配資格，因為一些雄性個體獲得多個配偶就意味著另一些雄性個體得不到配偶，無法將自己的基因傳遞下去，用達爾文的話來說，它們會成為最終的失敗者。因此，雄性會通過激烈的爭鬥來搶奪配偶也就不奇怪了。在這些爭鬥中，體形大小是很重要的，因此便有了進化的“軍備競爭”，從而產生塊頭越來越大的雄性個體。

象海豹的演化是個極端的例子，但是頗具啟發性。10雄性象海豹的重量通常有將近2.7噸，是雌性象海豹重量的5倍多，相當於一輛林肯領航員越野車的重量。在交配季節，一對對成年雄性象海豹進行持續1小時的激烈鬥爭，直到一方落敗，傷痕累累、精疲力竭地爬走。獲勝者會擁有對將近100只雌性象海豹近乎排他的交配權。但是，盡管塊頭比對手更大使雄性象海豹個體更容易在爭奪配偶的鬥爭中獲勝，身軀過於龐大卻會明顯阻礙雄性象海豹群體的生存，因為這使它們更易受到鯊魚和其他捕食者的攻擊。

如果雄性象海豹有機會通過投票決定每個個體的體重是否減半，它們有充足的理由投贊成票。因為，在鬥爭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是相對大小，而不是絕對大小，所以，對於特定的一對一的較量而言，這一改變並不會影響最終的結果，卻會降低每個雄性象海豹個體被鯊魚捕食的風險。然而，並沒有切實可行的方法能讓雄性象海豹進行這樣的投票，每個雄性象海豹個體也不會單方面讓體形變小，畢竟，體重比同類差太多的個體是永遠無法與雌性進行交配的。

人類互相爭奪獎勵時也普遍存在類似的沖突。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舉了一個著名的例子11，借以說明這些沖突的實質。謝林發現，冰球運動員可以自由選擇在冰場上是否要戴頭盔，但他們總是不戴頭盔，而如果可以對此進行投票選擇，他們反而會支持制定規則要求他們戴頭盔。這使謝林感到疑惑：如果頭盔這麼重要，他們直接戴上不就得了？為什麼還需要制定規則呢？

謝林為了解決他的疑惑而進行了觀察。他發現不戴頭盔能帶來一些競爭優勢，可能是不戴頭盔可以使運動員看或聽得更清楚，也可能是不戴頭盔使他們可以恐嚇對手。獲得競爭優勢的吸引力勝過了不那麼實際的利益，也就是降低受傷的概率，因此運動員們欣然接受了隨之而來的額外風險。問題在於，當每個運動員都不戴頭盔時，並沒有人取得相對優勢，所以才需要外在的規則。

正如謝林所闡明的，冰球運動員遇到的問題與信息不完全、缺乏自控力或者認知能力不足無關，這些缺陷往往成為政府幹涉的依據。12顯然，問題也不是由剝削或其他不完全競爭造成的。相反，這正是再平常不過的集體行動的困境。運動員們支持戴頭盔的規定，因為這是唯一可以在比賽中確保他們的安全的途徑。像在更衣室放一塊牌子，提示大家戴頭盔可以降低重傷風險這種簡單的“助推”是無法解決問題的。他們需要的是強制性的規定。

自由主義者對此表示不滿，認為這一規定剝奪了個體自由選擇的權利。這又該如何應對呢？這種反對就類似於反對軍備控制協議，因為這剝奪了協議簽署方選擇軍備投入的權利。當然是這樣，但是這就是協議的關鍵所在啊！處於集體行動的困境中的各方，往往會意識到：只有約束他們各自的行動，才能實現想要的結果。

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曾在他所著《論自由》（On Liberty）中提出，只有在沒有其他幹涉性更低的辦法來避免傷害他人的情況下，才可以限制個體的行動自由13。戴頭盔的規則似乎是滿足這一條件的。不戴頭盔的運動員會給對手造成威脅，降低對方贏得比賽的可能性，這對他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戴頭盔的規則反而帶來更大的傷害，就不會有人支持了。不過這是一個簡單的實際問題，並不涉及深刻的哲學原則。

回報取決於相對優勢的情況會催生集體行動的困境，從而導致市場失靈。例如，在達爾文學說中的軍備競賽裏，造成個體與集體利益沖突的隔閡，同樣可能解釋為什麼“看不見的手”在工作場所中無法自行實現最大程度的安全。傳統的“看不見的手”理論的出發點基於這樣的觀察：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更危險的工作會帶來更高的收入，一是因為雇主節省了安裝額外的安全設施的花費，因而能夠支付更高的工資；二是因為人們一般偏好安全，傾向於選擇更安全的工作，除非做更危險的工作確實能賺得更多。根據“看不見的手”的一般原理，員工之所以會為了更高的工資收入而選擇接受更低的安全保障，是因為額外的收入足以補償安全性的降低。但是這一論述的前提是，對額外收入的價值衡量僅僅基於其所增加的絕對消費量。然而，如果一個員工可以獲得更高的收入，他還可以獲得其他收益。他當然可以增加絕對消費量，但與其他人相比，他的相對消費量也更多。

例如，多數家長都想把孩子送進最好的學校。一些人可能為了支付更好的學區房的月供，接受薪水更高但更危險的工作。然而，其他員工也是這麼想的，學校質量是一個內在的相對概念。因此，如果其他員工也通過犧牲安全來換取更高的工資，最後的結果只會是哄擡了好學校附近的房價。最終，每個人的工作安全性都會降低，然而沒有人可以實現自己最初甘願犧牲安全所想要達到的目的。同樣，在軍備競賽中，當各方都大肆置辦武器時，沒有任何一方會比以往更加安全。

在這種情況下，員工可能更希望世界是一種人人都更加安全的狀態，即便這意味著工資水平更低。但是，每個員工只能掌控自己的工作選擇，而無法左右他人。如果一個員工選擇了一份更加安全的工作，而其他人並沒有這樣選，那麼這個員工將被迫把孩子送進差一點的學校。如果想得到他們所希望的結果，這些員工就必須聯合行動。此時，輕微的助推仍舊不會有效果。僅僅知道自己可以選擇不采取某種行為，也不能消除促使個體這樣做的動機。

沒有約束的自由不是自由

我最初了解穆勒的思想是在高中時代，他在文章中寫道，限制個體自由的唯一合理性在於避免對他人的傷害，對此我到現在都十分認同。盡管穆勒不是自由主義者，但自由主義者們卻對他表示贊同，常常引用他的這一觀點。14然而，那些對自由的合理約束，要遠比自由主義者和其他反政府激進分子預想的更多。

針對美國經濟重回正軌所需要采取的政策，最激烈的反對意見來自自由主義者和其他右派人士，因此我們應該仔細研究這些人的論點。不同於多數的左派批評人士，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自由主義者們對世界的最重要的基本假設：市場是競爭性的，人是理性的，政府在約束每個公民行動的自由之前必須充分證實約束的合理性。盡管每個假設都有待商榷，但即便人們全盤接受這些假設，它們之間存在的內在矛盾也是顯而易見的。

這個理論框架的致命缺陷在於一個本身毫無爭議的論述，那就是在生活的許多重要領域中，表現的優劣取決於相對標準。比如說，一名職業網球運動員的收入水平，並不取決於他在絕對意義上的表現，而是取決於他在職業比賽中相對於其他選手的表現。回報取決於排名這一事實推翻了個體與集體利益一致的預設，而自由主義者所說的完全不受約束的市場體系的基礎也隨之瓦解。

並非只有反政府激進分子誤解了市場交換的邏輯。許多進步思想家長久以來持有的觀念也與這一邏輯存在沖突。盡管這些進步思想家指出的經濟和政治體系的缺陷是真實存在的，但是他們弄錯了造成這些缺陷的原因，因此也常常搞錯了應對這些缺陷的最佳途徑。

例如，許多左派批評家把市場失靈歸咎於不充分的競爭，但是這一問題本身就是市場競爭的一個基本屬性。如今市場的競爭前所未有地激烈，卻無益於縮小市場失靈的範圍，反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棘手的間接傷害

令我和自由主義的朋友很容易產生分歧的問題是，什麼會對他人構成危害。我們都認為政府對盜竊他人財產或向他人施以暴力等行為的限制是合理的，但真正棘手的是一些間接形式的傷害。

比如，盡管使用合成類固醇的短跑運動員甚至沒有與離他最近的對手產生肢體接觸，卻使對手付出了巨大代價。對手可以選擇不使用合成類固醇，並因此輸掉比賽，從而使自己付出大量時間和努力卻一無所獲；這位對手也可以選擇使用合成類固醇，恢復自己的競爭優勢，由此招致嚴重的長期健康風險。無論做出哪種選擇，最初使用合成類固醇的運動員都會給他造成相比於人身襲擊或丟失自行車更重大的傷害。

然而，許多自以為是的自由主義者依然堅持認為運動員有權選擇是否使用提高成績的藥物。但是，為什麼這項權利要淩駕於其他人避免因此而受到傷害的權利之上呢？僅僅因為傷害是間接的，這種傷害就可以打折扣了嗎？

穆勒的傷害原則如果要保持一致性，就必須考慮間接形式的傷害。我對什麼會給他人造成傷害的定義可能對有些人來說太過寬泛，但是，即便是從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也很難駁斥這一定義。就算自由主義者完全可以自由地同他人一起建立想要的任何類型的社會組織，他們也會選擇同等對待直接傷害和間接傷害的社會。這有時會讓人疑惑，因為相比於直接傷害，間接傷害通常更難以衡量。但是，有時直接傷害也是很難衡量的，而即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一般也不會有人質疑將直接傷害納入考量。

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如果有人對什麼會對他人造成傷害進行了合理的定義，那麼現代化工業國家的監管機構就將與穆勒的傷害原則保持一致，實際上這也正是穆勒原則要求的。

只有拋棄錯誤認知才能解決問題

錯誤認知制約了政治討論，這對解決重要問題形成了阻礙。如果我可以摒棄這些認知，許多問題就沒有看上去那麼棘手了。

例如，迅速增加的財政赤字並沒有看起來那麼難以克服。僅憑削減支出並不能減少赤字。美國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將退休，選民們也不支持減少在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上的投入，人們必須同時增加額外收入。好消息是，這並不需要任何人做出犧牲，但前提是美國國會願意從根本上重新設計稅收制度。盡管茶黨及類似群體公開反對一切形式的征稅，但其實許多稅收會讓美國變得更富裕，而不會變得更貧窮。國家的發展更多依賴於這些稅收。

對一項活動征稅不僅能增加收入，同時也會抑制這項活動，稅收抑制經濟發展的觀點也基於此而產生。對於一些有用的活動來說，通常如此，這些活動是當前稅收收入的首要來源。例如，工資稅會抑制創造就業，所得稅（也是一種儲蓄稅）會抑制投資。

當征稅對象變成那些會對他人造成傷害的活動時，情況正好相反。駛入擁擠的高速公路會延緩大家的行進，給他人造成上千美元的損失，但高速公路相比於其他道路節省的時間微乎其微。購買重型汽車會使他人面臨風險，其實輕一些的車型照樣可以滿足人們的需求。

對有害活動征稅可以達到一石二鳥的效果：在籌集急需資金的同時，還可以抑制這些弊大於利的活動。

反政府分子明確地將這類稅收指責為“社會工程”，試圖“控制我們的行為，操縱我們的選擇，以及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15。例如，政府為了減輕對外國石油的依賴而征收汽油稅，總會招致這種指責。

這樣的抱怨是很空洞的，因為幾乎所有的法律、法規都是社會工程。禁止殺人和偷竊的法律旨在控制人們的行為，操縱人們的選擇，並改變人們的生活，因而就是社會工程。同樣還有噪聲條例、速度限制，乃至停車標識和交通信號燈。社會工程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如果沒有社會工程，狹隘地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會給他人造成無法接受的傷害。只有堅定的無政府主義者才會支持一個沒有社會工程的世界。

如果徹底禁止有害行為是可以接受的，那麼為什麼基於同樣目的的稅收不可以呢？事實上，在抑制這些有害行為的方法中，相比於法律和法規，稅收的成本和強制性都更低。那是因為，稅收對危害的抑制作用主要依賴於那些更容易改變行為的人們。

例如，如果政府對汙染征稅，那些能以最低的成本減少汙染排放的企業會搶先采取減汙的舉措，從而避免被征稅。同樣，如果政府按重量對汽車征稅，那些更容易換成輕型汽車的人就會換一輛，其他人則會覺得繳納稅收更劃算一些。

會對他人造成不當損害的行為還有很多。酗酒會增加其他人遭遇車禍的概率，吸煙會使他人患相關的疾病，排放二氧化碳會加劇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害。

對有害活動征收的每1美元稅都會相應地減少對有益活動的征稅。由此獲得的資金不僅可以削減財政赤字，而且可以降低工資稅。削減這部分稅收可以刺激就業，使低收入家庭擔負得起對有害活動新征的稅。

當然，無論何時，都應盡量減少政府支出的浪費。國防支出和石油公司的補貼都沒有受到預算削減的影響，同樣還有臭名昭著的乙醇補貼項目。這類項目需要更仔細的審查。

我要再次強調，未經恰當考量的支出削減通常是弊大於利的。久久不對高速公路進行維護，實際上會增加未來的財政赤字，因為隨著維護的不斷延遲，成本會急速累加。

對危害性活動征稅是削減支出、籌集必要的資金的最佳途徑。只有認為人人都有權利對他人造成傷害的人，才會認為這侵犯了所有人的權益，因而反對征稅。並且，由於這些稅收會使國家的“經濟蛋糕”變大，我們更不應以無法承受其代價為由而反對。

只有在經濟恢復到充分就業的狀態之後，才應分段征收這些新稅。但是即使在20世紀50年代聯邦稅收最低的時期，如果當時的美國領導者仍堅持認為一切稅收都是罪惡的，政府就不太有意願征收新稅。

這樣轉變稅收政策可以增加人們的可支配資源。用不著任何犧牲，人們就可以創造綽綽有余的收益，從而消除政府債務，整修長期被忽視的公共基礎設施。

這是一個大膽的觀點。但是在本書中你將會看到，這一觀點直接來源於人們已經熟知的邏輯和事實。簡單來說，好消息是，每個能夠清楚地了解並聰明地應對有害行為的社會，存在大量可供驅遣的閑置資金。

電子書版權歸原作者及出版社所有，請在下載後24小時內刪除。

若有違反您個人權益，請留言反饋刪除相關信息。